□ 张桂生
(资料图)
1968年，由于文革的原因，我们“老三届”一杆扫，全部回乡种田。母亲为了安慰我，笑道：“儿啊你升不了学文化的大学，就升修地球的黄泥大学吧。”
我无奈地点点头。算是默认了母亲的话。母亲接着说，黄泥大学门槛低，人人都可以进。
真正进了黄泥大学，成为其中的一员后，我才知道，门槛虽然低，要真正毕业可真不容易，算是“宽进严出”一类的学校了。
进了黄泥大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会使用各种劳动工具。男人挑把子要有技巧。记得第一次挑把子，把把子摞好后，要把担绳扣在担绳钩子上，要打活结。如果是死结，到了目的地，抽起来非常费时费事，因为担子有分量，足有一百来斤，走的过程中会把死结越勒越紧；而活结就不同了，到了目的地，抽动绳头，很轻松地就解开了。大舅舅教了我好几次，这个活结我就是不会打，他恨恨地骂我“笨蛋”。我立刻脸上如火烧一般，我自恃读书成绩好，但是对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的农活总是被人诟病。隔行如隔山，谁要是认为农民“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那时候，担绳不是从街上买来的，而是靠手工一寸一寸地用旧棉絮捻出来的。找一个约一尺长的牛腿骨，在骨头中间用钉子锥一个洞洞，再从大竹扫帚上截下一段，然后留有一个钩子，最后把这个钩子装在骨头中间的洞洞里。这样，捻鞭子的陀郎就成功了。于是，从旧衣服或者旧被子里把棉絮抽出来，用手抽出一部分捏紧，摇动陀郎，随着陀郎的转动，捻出的棉絮成了棉线。只不过比母亲纺的纱要粗很多。因为旧絮紧密，难以像抽棉纱那样轻松，只能捻的粗一些，随着时间的积累，陀郎上的面纱越来越多，像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，这时候，把棉纱绕在一个木棒上。再继续捻纱，大概捻有二斤重的时候，就开始编单绳。
编担绳的时候需要两个人协作才可以。开始的时候，找一个钩子绑在树上，然后向后退约五丈多的样子为终点，需要一个人手中拿一根木棒在终点，这个人就是我，因为我不会编担绳，只能打下手。另一个人像机匠拉纱一样，来回拉线，等到大约有手指粗的时候，就成功了。这是第一道工序。第二道工序是上劲，拿一个摇拐，将纱线拴在摇拐上，使劲摇动摇拐，纱线逐渐紧缩。开始的时候，比较容易摇，随着劲越来越足，越摇越吃力了，这就差不多可以编了。轮到大舅舅出场了，他在纱线三分之一处一折，然后过去，把那三分之一的纱线栓在一根棍子上，让我抓住棍子，然后大舅舅站定，我一步步后退，退到不能再退了为止。我不能直线后退，就是说，绳子要一直紧绷绷的，千万不能松动，一松动，上了劲的绳子会胡乱地绕在一起，那就前功尽弃了，只能从外围慢慢接近。第三道工序开始了，这是最关键的一道，技术含量很高。
如果编得不好，就会影响担绳的使用寿命。这当然是大舅舅的工作了，于是开始编担绳了。我随着大舅舅的手法不断地甩开绳子，就像跳绳时候甩绳子一样，否则绳子缠绕在一起。担绳一般为三股，三股编好后就将担绳钩子装上去，这样一付担绳就成功了，整个过程要三四个小时。后来发明了摇绳机，工作量大大减轻了。再后来，直接买来尼龙绳，尼龙绳比手工编的担绳更结实。再后来，有了收割机，就不用一担一担挑回去慢慢脱粒了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过去了，农村终于实现了机械化了。
我第一次打连枷也是出尽了洋相。打连枷的对象是小麦。妇女们把麦子割下来后，晒上一两天，水分基本蒸发殆尽。此时，男人们便带上担绳，提起扁担，到了麦田中，将麦子捆扎好，一担担挑到场地。妇女们趁着天好把麦子散开，麦穗对着麦穗均匀地铺好。中午的时候，麦穗被晒得张开麦芒，像一个个小刺猬，又像一条条小蜈蚣。此时打麦，麦粒最容易脱落。如果天阴或者雨天，麦子疲软，麦粒紧紧地被包裹壳子里，要想打下来就非常不容易了。所以，聪明的农村人趁着大好晴天，赶紧脱粒。为了保证麦秆不被碾碎，将来好作屋面修缮的材料，采用连枷拍打，使麦粒脱落。
打连枷的阵容非常强大，一百多人分成两排，这边连枷落下，那边连枷举起，那噼噼啪啪的声响，犹如晴天惊雷炸响，又如山间瀑布流淌，何等地壮观！我夹在中间，一会儿连枷与对方打架，一会儿连枷又转不起来，最后竟然把连枷的鼻子 （连接柄与枷板的器具，类似大螺丝帽）扭断了，惹得众人一阵大笑。没奈何，只好败下阵来，待大家打过一遍后，作翻铺的辅助工作。翻铺也不容易，既要速度快，又要铺得匀称。时间不长便汗流浃背，腰酸背疼了。这时候，对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方有了更深刻的感受。
扬场也是一个技术活。所谓扬场，就是谷物在石磙压力下，从秸秆上脱落下来。此时，男男女女用草叉子把秸秆叉走，剩下谷物和草屑子混在一起，必须通过风力将草屑子去除，才能取得饱满的谷粒。扬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，一是一块大大的场地，一两分地面积。二是需要三四级的风，风大了不行，会把谷物和草屑子同时吹走，风小了，草屑子又吹不走。三是一把扬掀。扬掀是三合板制成的，长约50公分，宽约20公分，装在五尺多长的木柄上。扬场前，先以手抓一把混合物往天上一抛，看看草屑子飘向何方，然后以木掀抄起混合物逆风撒开，混合物在风力作用下，将草屑子飘向远方，留下谷物。饱满的谷物比重大，离得最近，不太饱满的谷物稍远，草屑子最远。扬场一般选在下午或者晚上。晚上，明月挂在天空，犹如一盏明灯，这对于扬场的人来说，简直是上天赐给的大好时机。这时候，场地上的东西基本上都弄清了，场地很大，可以尽情挥洒。
晚风习习，不大不小，正适合扬场。时间又很充裕，天气凉爽。农人可没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，他们因时而作，因事而为，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，把农事安排得妥妥当当，劳累而快乐着。一年以后，我终于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农具了。
车水也是个体力活。我们家乡是丘陵地带，田地像梯子一样。水往往都在低处，当庄稼需要水的时候，就要水车车水。水车有二丈多长，一百来斤，扛水车也要有技巧，抓住水车的中间部分，试一下，两边分量相当的时候，一用力，扛到肩头上。
到了目的地，轻轻地放下，然后开始安车。先将龙口做好，然后将车平稳地安好，开始调试空车，看看车幅子是否平稳地运行，一切忙好后，四个人各自站在四个方向，手握车把，水车的车幅子就开始欢快地呼啦啦呼啦啦地转动起来，水顺着车幅子不断地流进稻田里。车水一般都是年轻人，年轻人活力四射，车到开心处，四个人一阵呼喊：“奥——奥——奥呵呵——奥——”这时候，四个人的手臂一起发力，车幅子转得飞快，哗哗哗——水更涌了。车水一般选择在晚上，晚上凉快，挂一盏桅灯，四个人赤膊上阵，只穿一条裤衩。因为水会随时溅到身上，穿衣服多反而觉得不舒服。
20世纪60～70年代，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不高，严重影响农村农民的生活质量。我通过书本得知通过整枝打岔能够提高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。生产队的田地无法搞实验，只好在自家自留地里进行。搞实验就有风险，这就遭到母亲的极力反对。有一次，我正在棉花地里整枝，母亲看到后，急忙跑到我跟前，说：“这棉花长得好好的，你都剪掉了，那肥料不是白白浪费了。秋后还能有收成吗？”我告诉母亲：“这是公枝，不结桃子的，还吸收营养。剪掉后，营养都集中在母枝上，产量会更高。还有，这个叶子长在下面，使得下面不透风，也会影响棉花生长的。”母亲不相信，坚决不准我弄。我忍住气，再三跟她解释，她就是听不进去。我那时也是年轻气盛，和母亲对着干。母亲气得不起床，也不吃饭。我没法，只好把在外地工作的父亲请回来解和。剩下的一墒也只好任其发展了。
秋天到了，经过整枝打岔的那两墒棉花明显好于没有整枝打叉的那一墒。棉桃既多又大，煞是好看。而没有经过整枝打岔的那一墒，空枝多，棉桃少而小。在事实面前，母亲嘴上不说，心里彻底服气了。儿子做得对，今后你再搞实验，我不会反对你了。为了让母亲认识到科学实验确实能提高产量，我特地自费定了 《农业科学实验》杂志，经常把杂志上介绍的文章读给母亲听。母亲听后说：“好啦，好啦，你去做吧，我不会再反对你了。”在母亲的支持下，我进行了多项小小的尝试。比如，第一次对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进行整枝打叉，并同样取得成功；第一次将尿素作底肥，大大提高肥效；第一次把袁隆平的杂优稻引种到我的生产队，由于产量高而得到推广；第一次提出把因早稻产量低改为产量较高的中稻，避免了因气候、水利等因素导致晚稻绝收；第一次利用雨水的有利条件，提高了收获花生的效率……到后来，农民们甚至什么时候治虫，什么时候收割庄稼都要先问问我才去实施，他们笑称“你是‘土专家’，当然找你了”。我当然也根据天气情况、庄稼长势、实地观察等为他们排忧解难。
1979年，我转为公办教师后，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少了，再后来，责任田承包给种田大户了，又因年老力衰，不再从事农业生产，也算是在“农业大学”肄业了吧。
“黄泥大学”教会了我，做什么事都是从不会到会，从会到精的，只要你肯学，肯动脑筋。种田是这样，做其他事情也是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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